精选陶渊明的诗歌在唐代备受推崇145句

陶渊明的诗受到高度重视是在

1、陶渊明的诗受到高度重视是在哪个时期

(1)、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上。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2)、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3)、晁说之《晁氏客语》：渊明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不与物竞，不强所不能，自然守节。

(4)、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5)、孟嘉最有名的轶事自然也都与桓温有关，《晋书》本传写道：

(6)、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此去，当复如此否？

(7)、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文选》“杂拟”所录六十首“惟陶公‘日暮天无云’一首得自然之趣，然亦浑言拟古，故能自尽所怀”可见，无论是“拟古”还是“饮酒”，实际上都是咏怀的一种体现。

(8)、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着名，刘楨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靄靄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9)、二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艺术化的剪接，将不同时空的生活环境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归去来兮辞》前面的序最后标明是作于“乙巳岁十一月”，即归隐的时间是这一年(405年)的冬天。

(10)、“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

(11)、赵秉文《东篱采菊图》：渊明初亦仕，迹留心已远。雅志怀林渊，高情邈云汉。妖狐同昼昏，独鹤警夜半。平生忠义心，回作松菊伴。东篱把一枝，意岂在酒盏。不见白衣来，目送南山雁。淡然忘言说，聊付一笑粲。

(12)、王夫之《古诗评选》：钟嵘以陶诗“出于应璩”，“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者为以为然。然自非沉酣六义，岂不知此语之确也。平淡之于诗，自为一体。平者取势不杂，淡者遣意不烦之谓也。陶诗于此，固多得之，然亦岂独陶诗为尔哉?若以近俚为平，无味为淡，唐之元、白，宋之欧、梅，据此以为胜场。而一行欲了，引之使长;精意欲来，去之若鹜，乃以取适于老妪，见称蛮夷，自相张大，则亦不知曝背之非暖而欲献之也。且如《关雎》一篇，实为风始，自其不杂不烦者言之，题以平淡，夫岂不可?乃夫子称其“不淫不伤”，“为王化之基”。今试思其不淫不伤者何在?正自古人莫喻其际。彼所称平淡者，淫而不返，伤而无节者也。陶诗恒有率意一往，或篇多数句，句多数字，正唯恐愚蒙者不知其意，故以乐以哀，如闻其哭笑，斯惟隐者弗获。已而与田舍翁妪相酬答，故习与性成;因之放不知归尔。夫乃知钟嵘之品陶为得陶真也。

(13)、有什么必要去毒死一个丝毫不构成威胁的下台皇帝呢。此举除了表现出政治上的不自信和手段的残忍之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呢。刘裕先前费了很大力气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气资本，被这一步臭棋大大地折损了。

(14)、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15)、在六朝士人中，陶渊明是园林游赏和写意化的代表人物。陶渊明笔下有很多跟园林有关的描写：如“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答庞参军》)(6)“阶除旷游迹，园林独余情”(《悲从弟仲德》)(6)“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6)“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6)

(16)、何湛之《陶韦合集序》：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尘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

(17)、综合以上引文，可见整个东晋时代是玄言诗的时代，它的内容专谈哲理，语言枯燥，“遒丽之辞，无闻焉耳”。直至东晋末年的谢混，风气始有改变，但只是一个开头，“得名未盛”。直至谢灵运出来，玄言诗在诗坛的长期统治地位才被打倒。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又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陶渊明既然是谢灵运的前辈，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东晋末期，那时还是玄言诗的时代，那时玄言诗的基础虽然已经开始动摇，但还没有失去统治力量，还没有让位于后出的山水诗。陶诗的语言风格，还是在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玄言诗既然并不崇尚骈俪辞藻(玄言诗的风格，看现存孙绰的诗和当时兰亭集会时诸人的诗作即可明白)，因此上面所举的著作以为陶诗语言特色与当时形式主义诗风对立之说，就无法成立了。

(18)、陶渊明之看重公田之利是不奇怪的，有了这一份利好，用作“三径闲居之资”固然可以，用来喝酒也很可以。有了钱有了粮食，干什么不行啊。马永卿这一段笔记中的议论似失之于迂腐。宋儒迂论较多，随便看看即可，不必与之较真也。

(19)、吴澄《詹若麟渊明集补序》：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陶子之诗，悟者尤鲜。其泊然冲淡而甘无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呜呼!陶子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仇，无可以伸其志愿，而寓于诗，使后之观者，又昧昧焉，岂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见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见晋之亡而后死，死之先后异尔，异地则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

(20)、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幷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韦凤娟《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一文认为，屈原代表了载道文化，陶渊明代表了闲情文化。陶渊明所代表的这种文化模式深刻地契合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封建士大夫独特的文化心理。宋元以来成为他们的认同对象，备受推崇。

2、陶渊明的诗歌在唐代备受推崇

(1)、赵梦頫《题归去来图》：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渊明赋归来，佳处未易言。后人多慕之，效颦惑蚩妍。终然不能去，俛仰尘埃间。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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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俦。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 

(4)、汤汉《陶靖节诗集注自序》：陶公诗精深高妙，测之愈远，不可漫观也。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

(5)、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叁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着名。

(6)、王圻《稗史》：情之所蓄，无不可吐出;景之所触，无不可写人;晋惟渊明，唐惟少陵。……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固见其淡之妙，不见绳削之迹。

(7)、黄震《张史院诗跋》：陶渊明无志于世，其寄于世也，悠然而澹。

(8)、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衹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叁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狠精彩，不可更易。

(9)、沈德潜《说诗晬语》：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10)、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几，厥遭靡时，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呜呼惜哉!

(11)、史载桓温早怀异志，多次试图夺取中央政权，都没有能够实现，到最后则要挟晋简文帝“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寝疾不起，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晋书•桓温传》)。桓玄做到了他老子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而就在桓玄一度代晋自立的前后，陶渊明忽然为孟嘉立传，大谈自己的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亲密关系，这显然绝不是偶然的无意的。

(12)、如果将《游斜川》诗的第一句确认为“开岁倏五十”，诗序的第一句确认为“辛丑正月五日”，陶渊明的生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宋人张縯在《吴谱辨证》中写道：

(13)、元好问《论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14)、方东树《昭昧詹言》：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至。

(15)、问我为何能如此，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16)、事实上，陶渊明在一开始更多地是被视为隐士，而非诗人。如时代较近的刘勰，其《文心雕龙·明诗》篇在论述文体之演变时就忽视了陶渊明的意义；钟嵘《诗品》亦将其置于中品。反而是同时代的萧统率先注意到了，并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随着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兴起，陶渊明的诗歌受到了相应的重视，并有王绩、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等人亦步亦趋。宋代苏轼著名的“望”“见”之辨，同样体现了对渊明诗艺的揣摩。

(17)、清代的文学家元好问这样评价陶渊明的诗歌：“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这句话是再恰当不过了。陶渊明的诗歌还反映了自己面对人生矛盾之后所作出的重大的选择，陶渊明豪不避讳自己出来做官的经历，他有过几次出仕的经历，但时间的都不太长，他说自己出来做官，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点喝酒的资本能够有点钱来饮酒，陶渊明是很喜欢喝酒的，但是在官场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官场与自己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说性本爱丘山，也就是在他的骨子里，面是追求自由，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的尊严。但是官场可能会有违于他的这种做人的原则准则，那怎么办呢？陶渊明就说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我不能够为了做官就去改变我做人的原则。在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之下，他就毅然的放弃了官场的官位，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他宁肯受冻，宁肯挨饿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我们说这是一般个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陶渊明的诗歌呢？在当时啊，并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陶渊明当时之所以有名，那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身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的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钟嵘在他的作品《诗品》这样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当中，也只是把陶渊明的诗歌放在中品当中。可见这个评价不高，这说明人们对他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18)、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徵。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諦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关於魏晋文人与酒之关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係》一文有精辟的论述，见《而已集》。王瑶《文人与酒》曰：“所谓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见其《中古文学史论》。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繫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幷不多，一共六处，但因“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徵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徵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餘辉。”(《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19)、陶渊明熟諳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共叁十七次，《列子》第叁，共二十一次”。梁啟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对陶渊明的品格，他在肯定陶渊明冲远高洁之外，又强调陶渊明是“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缠绵悱惻最多情的人”，“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曰：“‘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復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幷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係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幷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关於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陈寅恪说：“盖其生平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矣。“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一文就《形影神》诗论曰：此诗乃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见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朱光潜说：“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此外渊明的诗里不但提到‘冥报’而且谈到‘空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我并不敢因此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衹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狠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嚮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歷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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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渊明的诗受到高度重视是在哪里写的

(1)、此外，陶渊明还将笔下的园林景物与其特定的情感和心境结合起来。“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停云》)(6)以欣欣向荣的树枝表现自己的欢愉之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6)1借物喻人，将隐居之乐作为人生的理想和归宿。

(2)、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3)、张挚是张释之(汉文帝时曾作廷尉)之子，曾经当过大夫，后被免职。《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云：“(张挚)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说不干就不干，没有犹豫，不再反复。比较起来，在仕与隐之间反复多次的杨伦(仲理)，虽然不失其高风，终不免落入第二义，折腾什么呀。

(4)、陶渊明的20首诗《饮酒》中，他常以一种“醉人”的状态来批判社会的黑暗丑恶的不道德、世俗社会的污染和官场背后的人性罪恶，或表现出你辞职后的豁达开朗:田园隐居或贫苦中的怨气和不满难以表达。从这些诗的语气和情绪来看，它们不是一蹴而就的。古人说:杯中可盛快乐，饮下灵魂的愁。纵观陶渊明的饮酒诗，我们可以领略到诗人纯朴的饮酒乐趣。

(5)、陶渊明为外祖父孟嘉写的这篇传，王瑶先生系于元兴元年(402)，逯钦立先生系于隆安五年(401)或元兴元年(402)，其他专家的系年与此基本相同，而这一写作时间值得高度重视。笔者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6)、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7)、桓温与孟嘉固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更像是不拘形迹的亲密老友。他们之间的问答都无关于政务公事，只是风雅得紧。

(8)、《游斜川》一诗中“五日”与“五十”，应取“五日”既已由马永卿论定了；那么诗序中的“辛酉”与“辛丑”应当如何取舍？马永卿没有说到。今按陶渊明37岁(隆安五年辛丑，401年)那年他还在桓玄手下任职，到冬天遭母丧退出官场，没有条件同他的邻居一起去游斜川；而且这样的年纪也不会说什么“吾生行归休”。到辛酉即刘宋永初二年(421)，他归隐已久，行将花甲，说说“吾生行归休”以及“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就是很自然的了。《游斜川》应当作于诗人57岁的这一年。这时晋、宋易代刚刚实现不久，这一次改朝换代非常顺利，上上下下都比较平静，陶渊明的游兴也丝毫未减。

(9)、此诗前半叙述其人其事，后半大发感慨，表明态度。这样来写诗，貌似咏史，而实为咏怀，此乃左思以来的新传统。钟嵘《诗品》说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很能得其要领。

(10)、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古籍整理专家崔文印先生校释，考寻史源，注明原书文献出处，辨明原书所论漏误，并择要补充相关资料，便于读者阅读。

(11)、许学夷《诗源辩体》：惟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靖节诗真率自然，自为一源，虽若小偏，而文体完纯，实有可取。……靖节诗，初读之觉其平易，及其下笔，不得一语仿佛，乃是其才高趣远使然，初非琢磨所至也。……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故集中长篇甚少;此韦、柳所不及也。

(12)、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陶公诗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陈郁不可一世之慨，不独于易代之际，奋欲图报。

(13)、特别是最后一首，诗人有感于“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6)99的现实，称赞孔子为拯救礼崩乐坏的现实所作的努力，“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6)又对其生不逢时而感到惋惜。而现实的情况更是到了“六籍无一亲”(6)99的地步，以致“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6)唯有饮酒才能排遣心中的忧愤，“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6)

(14)、最早为孟嘉立传的是陶渊明，他写过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说起“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原来他是孟嘉的外孙。这篇传内容丰富，行文潇洒，上述轶事这里已经写到，《晋书•孟嘉传》的其他内容也都不出于陶渊明此传的范围之外。

(15)、陶渊明读过的《山海经》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子之间都有些什么异同，是一个完全无从确知、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拿今本《山海经》作为背景和依托去读陶渊明的诗。这里恐怕一定会有不大对头的地方，而除了忽略过去之外毫无妙策。

(16)、《晋书·隐逸传》：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

(17)、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生活总还要继续进行，不能无休止地哀伤下去。儒家经典里甚少谈论这个方面，而看破一切的大诗人陶渊明则直截了当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哀伤是早晚会淡化以至于终结的。“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18)、丹木生何许？乃在密山阳。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黄。 

(19)、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其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20)、作者简介：顾农(1944—)，男，江苏泰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古文学、鲁迅学。

4、陶渊明受到高度重视在哪一个朝代

(1)、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2)、“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诗末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灌灌这种鸟是为救助糊涂虫而生的，而真正的君子即使不佩戴灌灌鸟的羽毛也不会糊涂。

(3)、清代学者黄文焕把这一首同晋、宋易代联系起来加以解释，说是“怆然于易代之后，有不堪措足之悲焉”(《陶诗析义》卷四)。此后他还把另外几首也同易代联系起来考量。其实《读〈山海经〉》未必作于易代之后，即使在易代之后，陶渊明的心态也很平静，并不激动，更没有当遗老的意思。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将忠于东晋、对刘宋王朝表示愤恨的政治态度设定为解释陶渊明诗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乱了。只有彻底撕掉贴在陶渊明脸上的“忠愤”标签，对他的研究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4)、乔亿《剑溪说诗》：陶诗混然元古，在六朝中自为一格。

(5)、再者，就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而言，除了谈艺术手法，我们还应适当追溯其继承的文学传统、和同时代的玄言诗对比、对后世作家的影响等等，从而显示评价的客观和全面，以及对文学史脉络的把握。

(6)、陶渊明的诗文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写意化影响深远。如苏州拙政园的“见山楼”取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扬州的“寄啸山庄”取自《归去来兮辞》中的“倚南窗以寄傲”；泰州的“日涉园”和常州的“东皋草堂”则分别取自《归去来兮辞》中的“园日涉以成趣”和“登东皋以舒啸”。

(7)、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幷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繫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衹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幷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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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见，饮酒只是咏怀的一种方式。宋人叶梦得亦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11)

(10)、欧阳修：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11)、陈模《怀古录》：陶渊明穷而至于乞食，其视乐天富贵声色之乐，岂可同年而语?然渊明陶然自得，未尝数数留意于外物，盖真实有得于心者，与徒事虚言者不同。

(12)、《嬾真子录》五卷，宋马永卿撰，成书于南宋绍兴六年夏或稍后。书中记北宋以来之闻见及读书所得，既有轶闻遗事，亦有小说故事，卷三以后又多考证艺文，诠释诗赋，于作家作品之本事亦有记述。本书可补充正史之不足，对研究宋代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学等，皆有参考价值。此次校释，以《儒学警悟》本为底本，以劳权即夏敬观校本为主校本，参以《稗海》本。凡有校改，皆在校释中有所说明。释是此次校释的最用力之处：凡原书所涉历史文献，为一一注明其出处；凡原书所涉文献有误，皆一一指出；凡原书所论有误者，皆一一辨明其非；凡原书论及又未能举其全的文献，校释择要而补之。《嬾真子录校释》是目前《嬾真子录》整理的最善之本，收入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3)、这样看来，魏晋诗歌中反映当代重大时事的路子有两条，一是正面涉及，具体描写；一是略一点到，由人去想。二法各有所长。后来杜甫兼用这两种办法。在言论不大自由的时代，后一种办法往往大行其道。但陶渊明惯用此法同言路的宽窄无关，他是在玄理的冷水里浸泡过久，又深爱园林生活，所以对于那些一般认为乃是大事的军政时事，往往仅以碎屑视之，觉得无甚可写，还不如多来谈谈饮酒和桑麻。

(14)、殷仲文、谢混生活于东晋末叶义熙年间，与陶渊明同时。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诗、谢混的《游西池》诗，均见《文选》卷虽胜于玄言诗，但和陶诗的成就不能相比。丁福保《全晋诗》尚有殷仲文诗一首(残阙)、谢混诗两首，比《文选》所选者更差。平心而论，陶诗语言尽管受到玄言诗影响，但他用朴素而口语化的诗笔，“将自己日常生活体验化入诗里”，诗歌形象鲜明，耐人咀嚼，全然改变了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现象，在东晋末叶，他是冲破玄言诗传统取得突出成就的大诗人。殷仲文的诗，“玄气犹不尽除”；谢混诗歌，成就也不突出。但后来评论家钟嵘、沈约、萧子显、檀道鸾论及当时诗歌，都不提陶诗而推殷、谢(或只推谢混一人)。

(15)、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钟嶸《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6)、颜延之《陶徵士诔》：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孑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2)

(17)、五柳《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又云“况同父之人”，则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无庶出，但前后嫡母耳。仆以《责子》诗考之，正自不然。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则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崔文印撰《嬾真子录校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1页)

(18)、“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心远”，所谓的心远了，就是说我的心智辽远，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的话，”心远”这个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嵇康的《琴赋》一文“体清心远，邈难极兮“意思是说心情超怡，胸怀旷达。陶渊明他能够做到旷达超远就超越了对于世俗的追求。世俗的名利，无法击败他。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即便是住在尘世间，虽然他住在人声嘈杂的地方，但是他的心辽远，已经不被这些尘世的喧闹所干扰。

(19)、此外，《杂诗》其七中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6)119也与《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5)329意思相近。但总的来看，所模拟的对象大都难以确指。因此，这九首《拟古》诗实际上是借古诗的意象和情调来表现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触。如第一首：

(20)、因此，这一句虽然表面上是写居室，实际上又何尝不是表现作者的心境呢。诗人这样写，就是有意要营造出一种平淡、悠远、闲适、恬静的氛围，以此作为污浊官场(“樊笼”)的对立面。

5、陶渊明的诗受到高度重视是在明朝

(1)、这种情形到陶渊明这里发生了若干变化。他也写玄言诗，如《形影神》等等，但比较少，而改为在诗歌的适当部分来几句带有玄理色彩的议论和感慨，这些议论和感慨不像先前那些玄言诗人似的照抄书本(特别是《老子》《庄子》《周易》)，而是自己从生活里体悟而来的，因此可以增加诗歌的哲理性而仍然相当可读，并不像老派玄言诗那样干枯无味。

(2)、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21)

(3)、臣危肆威暴，钦駓违帝旨。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鵔鹗岂足恃。

(4)、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他当时诗歌风气的关系问题，近来在不少古典文学著作中常常发生一种误会，本文打算提出来商榷一下。

(5)、“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準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縈，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復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幷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幷没有丧失其为人的準则。

(6)、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揭示陶诗的艺术特色时说：“在骈俪盛行的时代，陶渊明独能创作那样质朴优美的诗歌和那些优秀的散文，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余冠英先生在他的《汉魏六朝诗选》的前言中说：“他(指陶潜)的诗是当时形式主义风气的对立面。他不讲对仗，不琢字句，‘结体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当时正统派文人相反。”谭丕模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说：“在陶渊明的时代，一般诗人的风尚，不是‘文章殆同书钞’(钟嵘《诗品序》)，便是‘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只有陶渊明不随波逐流，傲然独往，高度地发挥他的独创精神和独创能力。”这些意见的共同点是肯定陶诗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相对立，表现出独创性。

(7)、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8)、园林的写意化首先体现在士人的审美精神。魏晋以来，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士人都把园林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如石崇《思归引•序》曰：“年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千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3)1650 

(9)、孟嘉字万年……后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10)、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11)、“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是说山间的那种勇气呀，在这傍晚的时分，越发的美妙，飞鸟也都返回自己山间的鸟巢，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在写景，其实它的背后仍然是有着很丰富的意蕴的，这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经历，陶渊明曾经有过出仕的经历，担任过很小的一些官职，但是在这个官场了，他认为自己好像是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啊，他在其它的诗里面这样写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现在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失去自我到找回自我，陶渊明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终于实现了人境的回归，能不感到心慰吗？这其中是蕴含着人生的哲理的，所以当写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也就水到渠成的出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词中的真意是不是真的说不出来呢，不是的，是陶渊明故意的，不去把它说透，他让我们读者用心的去体会。

(12)、谢榛《四溟诗话》：渊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饰，无异鲍、谢，何以发真趣于偶尔，寄至味于淡然?

(13)、但从正文所描写的内容来看，明显是春天的景象(“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可见作者所描写的归隐生活只是一种想象，并非实写，所以钱锺书把它称作是“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

(14)、此外，北京圆明园中的“武陵春色”、颐和园中的“夕佳亭”、北海画舫斋东侧的“古柯庭”、承德避暑山庄的“真意轩”等园林题名，也都借用了陶渊明的相关诗句。这些题名与园林景物相得益彰，充分激发了游人的审美想象，使园林更富于诗情画意，也更加引人入胜。 

(15)、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有这样的话“大辩不言“。说真的很善于辩论的人，并不是以多说话来显示自己，这又是一种境界，自在不言中，含蓄而蕴籍，回味无穷。所以，魏晋之际的这种玄学的风格，在这首诗的结尾之处也就显现出来了。以上是我们对这首诗词里面的意思及其深层的意蕴，我们做的一个初步的分析。

(16)、陶渊明曾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他用诗人的态度读书，借以丰富精神生活，尚友古人，提升自己的境界，帮助理解社会和人生，也有助于在诗中发表感慨和高见。他不是像学者那样刻意在做某一具体的学问或构筑某一体系。诗人读书如奶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学者读书如食品加工机器，送进去的是奶油、面粉和鸡蛋，烤出来的是蛋糕。

(17)、可见，他终生都与琴有不解之缘，甚至到了“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一)(6)60的地步，直到晚年还“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6)1这说明陶渊明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也就是他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只要悟出琴中之趣，就不必拘泥于弦上之声。至于是否懂得音律，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李白曾说陶渊明是“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赠临洺县令皓弟》)

(18)、这九首《拟古》诗不同于传统的拟古诗，因为模拟的对象难以确指，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拟汉魏古诗的痕迹，如第一首开头的“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6)109两句与《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5)329比较相似(都是以叠词开头，韵脚也相同)，其五的“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6)112则是化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5)3

(19)、其次，园林的写意化体现在陶渊明对景物的个性化描写上。如“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其八)(6)以青松的卓然不群自比。“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其二)(6)芳菊和青松象征高洁坚贞的人格。陶渊明笔下有很多个性独特的意象，如青松、秋菊、飞鸟等。

(20)、首先，在重点复习其田园诗成就的同时，兼顾其他题材的书写。如咏怀诗、咏史诗、赠答诗等，每一题材最好记忆一两首相关作品。

(1)、当然这时他还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顺便发点牢骚，他真的下决心归隐，还要在几年之后。

(2)、《山海经》从书名看去自是一部地理书，或者可以说是一部神话传说地理学。其来源大约非常古老，后来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内容相当庞杂，惟其如此，其中可以挂靠感悟、加以发挥的钉子就非常之多，陶渊明畅游于其中，忍不住多写了一些诗。

(3)、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係，衹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諦。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採之，採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詮，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叁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4)、陈祚明《采菽堂诗选》：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可也。……陶靖节诗，如巫峡高秋，白云舒卷，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长空曳练，萦郁纾回。

(5)、陶渊明的诗歌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这些诗都是诗人感动生活的现场，因生活的时间和地点而产生的感慨。他表达了自己在出仕前退隐花园后的感受和愿望。青春诗一般表达的是一种远大的志向，想要有所贡献，受益终生的远大志向，这是典型的儒家积极仕途思想。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官场地位的彷徨、彷徨、困惑和怀疑。他不时流露出想退隐乡村、摆脱官场生活牢笼的愿望。

(6)、引文格式：顾农.陶渊明杂述五题(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34(4)：54-

(7)、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869 

(8)、西王母神通广大(“灵化无穷已”)，容貌自然也可以变化，当她主刑杀时面目很可怕，而她会见客人如汉武帝时则呈现为美女，详见《汉武内传》等书的描写—这一类小说也是陶渊明写此组诗的资讯来源。

(9)、一个人最好根本不糊涂，如果一时糊涂了，要赶紧救治，恢复对人对事的正确认识。陶渊明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其看法还是不错的。

(10)、陶渊明写过好几组组诗，其中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组织有结构的，如《咏贫士》七首；另一种是将一些散篇扫归一处，大抵无组织无纪律，如《饮酒》二十首之类。《读〈山海经〉》介乎两者之间，先来一首总帽，然后分别发表自己读《山海经》的感想，就这个意义而言，是有组织的；而后面那十二首的排列好像相当随意，又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纪律。陶渊明是不喜欢受拘束的，连拜见上级来人都懒得束带折腰，不惜挂冠而去，何况写诗。像后来杜甫那样精心安排《秋兴》八首，陶渊明是干不来的。

(11)、焦竑《陶靖节先生集序》：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发其而似易，譬之岭玉渊珠，光彩自露，先生不知也。

(1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结庐”“庐”就是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有没有特殊的地方呢？是有的，如果我们查一查古代文献，就会发现这个“庐”它是指的农民在春夏所盖的一种临时的住房，是为了农田的管理方便而盖的，比较简陋。春夏的时候居住，到了秋冬的时候，特别到了冬天可能就不能居住了。所以它就比较简陋，是一种陋室，一说到陋室，我想大家会很自然的想起刘禹锡写的一篇文章《陋室铭》。《陋室铭》的主旨所表现的是，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简陋，但是居住的主人品德是高尚的，高尚的人居住在简陋的地方，这好像又可以上溯到更加遥远的地方，更早的那个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在《论语》里边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记载。《论语》里边说颜回他是住在很简陋的地方，说他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就非常的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这样的称赞他。所以从孔子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精神追求非常重视，而对于物质的享受不太看重。所以这个“庐”字它可能会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一些精神的传统在里面的。“结庐在人境”，这里出现了一个词“人境”就是指的尘世，就是指的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有的读者会问了，这写人境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可写的呢？其实他是为下一句的转折做铺垫的，陶渊明的意思是，我虽然居住在人境，但是我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声。这里的车马指代的是追名逐利的官场。陶渊明要表达的是，虽然我住在“人境”一间很简陋的房子里，但是我没有受到官场名利的干扰，住在了尘世却超越了尘世，这就是陶渊明要向我们表达的他的一种心境。这样人和所居住的环境就形成了一个对照，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庐”这个字它的历史传统的意蕴。可能有的人还会问，说一个人居住在尘世听不到车马的声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再结合下面这两句，就会清楚陶渊明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加完整的来把握它的诗意。

(13)、山阳指山阳公刘协，也就是东汉末年那个献帝刘协。先前他在曹操挟持下当了多年傀儡，曹操死后曹丕不想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要自己当皇帝，于是让刘协正式下台。刘协相当配合，很痛快地交出皇权，签字画押，行礼如仪，然后就跑到安排给他的山阳国(今河南修武)去，过他的退休生活，从此安享晚年，并且得以善终。他死后，当朝皇帝魏明帝曹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这件事情上，三曹(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和汉献帝/山阳公刘协都获得了正面的名声。

(14)、苏东坡在研究陶诗、推动陶渊明更广泛地被人们接受方面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他才气太大，有时喜欢越位帮古人改诗(参见顾农《陶诗发微(三题)》，《书品》2004年第5辑)，这在抄本时代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15)、在南朝，陶渊明在文坛上的地位开始显现，逐渐被文人所认可，完成了隐士身份向诗人角色的转变。

(16)、崔文印，1941年生，河北乐亭人，中华书局编审。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金史》，此后陆续整理出版《金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等，并撰有《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国古代文献浅谈》、《古籍常识丛谈》等书。

(17)、《嬾真子》一书旧有《儒学警悟》本、《稗海》本、夏敬观校理劳权整理本，流传都不算广。我以前是从《陶渊明资料汇编》一书中读到过摘引来的一段文字(即《靖节公田之利》)，觉得其人其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应取《嬾真子》原书来读，看他还有些什么高论。但正如陶渊明的诗句所说，“世短意恒多”(《九日闲居》)，许多想读的书因为事繁人懒，都因循过去，不了了之了。近日中华书局新出了一种崔文印先生的《嬾真子录》校释本，整理得非常好，“释”的部分尤其精彩，大为兴奋，因得以通读一过，获益甚多。马永卿关于陶渊明的议论只有这么寥寥数则，诚所谓少而精者矣。因略加评述，请文印先生和同道批评指正。

(18)、这就是园林中常见的一种障景法。“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6)运用了园林中的对景法，将暮春之景、隐居之乐、怀古之情，融为一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6)则是园林中典型的借景法，作者将夕阳、南山、飞鸟等景物摄入园内，从而扩大了园林的空间，使园林景色变得更加丰富，而且还有层次上的变化。 

(19)、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嶢。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鉴于陶渊明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同学们在复习时可对其生平思想、写作题材、艺术成就、后世接受等方面作一整体梳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隐逸诗人”是陶渊明身份的主要面，但我们在复习和答题时不应限于此：

(1)、杨万里《西溪先生和陶诗序》：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

(2)、张谦宜《絸斋诗谈》：陶诗句句近人，却字字高妙，不是工夫，亦不是悟性。只缘胸襟浩荡，所以矢口超绝。

(3)、这首诗并没有完全沿袭《古诗十九首》中离别相思的传统主题，而是设想在两人离别之后，有一方却违背了当初的誓言。诗人认为，真正意气相投的知己，是可以生死相许的，不会因为离别而改变，最后两句是这首诗的主旨所在。

(4)、现在，尽管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但其并非一开始就受到文坛的重视，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逐步认识到最后确立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的诗坛，玄风独帜，称霸诗坛的开始是许询，孙绰等人“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继而是谢灵运“富艳难踪”的山水诗，而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田园诗却未能跻身大雅之堂，引起时人足够的重视。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的好友，他写的《陶征士诔》只是对陶渊明的人品颇多赞许“南岳之幽居者”，“高蹈独善”，对陶渊明的作品只用“文取旨达”四个字来表达，即是说，陶渊明是作为隐逸诗人受到时人的重视。刘、宋时期，陶渊明的文学造诣，在其时人心目中不值一提。颜延之不提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不是他个人的疏忽，而是文学界，批评界对陶渊明的共同态度。颜延之作为“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的文坛领袖，其诗就是“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陶渊明“田家”味颇浓的诗文，自然不在他的眼里的佳品。时称“文学泰斗”的沈约，在编撰《宋书》时，仅列陶渊明事迹入《隐逸传》并且极力宣传他的“嗜酒”、他的退隐，而对其平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学创作，却只字未提。当然，陶潜在南朝并不是一概遭到所有人的轻视乃至忽略，他死后不到四十年，刘、宋著名诗人鲍照就开始模仿陶诗。《鲍照集》卷四有《学陶彭泽体》一首。梁代著名诗人江淹的《杂体三十首·陶征君田居》酷似陶诗，置于陶集中几可以乱真。陶渊明这时尚未被当时文坛所重视。这种情况到了梁有明显的好转。随着五言诗的发展，梁代文学批评蔚然繁荣。这时，陶渊明才真正作为一名诗人受到期时人的重视。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诗人隐逸之宗也。”(《诗品》)总算比前人进了一步，但是评价并不高，只是陶诗置于中品。对此后人多诟病钟记室列渊明入“中品”，以为他有眼无珠，识见低下。沈德潜《说诗睟语》也说：

(5)、敖器之：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17)

(6)、非功利无压力的读书，现代人离此种境界似乎越来越远，偶有这样的机缘便会觉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这在陶渊明乃是家常便饭—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吧。

(7)、陶渊明善于通过写意的方法将他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这里再补充几点。

(8)、私家园林(士人园林)是从魏晋以后兴起的。兴起的原因，一般来说，当然离不开山水审美意识的出现、魏晋玄学的影响和隐逸之风的盛行。除了这些基本的原因外，自然山水的园林化则是最直接的原因。《宋书•戴颙传》记载：“(戴颙)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1) 

(9)、《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羣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衹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寧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衹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衹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衹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认为：它不仅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其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其纪实部分乃依据义熙十叁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其寓意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採药故事加以点缀而成，《拟古》其二可以互相参证。

(10)、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迄于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首所引)张縯将陶渊明的生卒年订为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享年76岁。

(11)、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亭亭凌风桂，八干共成林。灵凤抚云舞，神鸾调玉音，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

(12)、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违背我归耕田园的心意。

(13)、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谢混小字)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14)、“丹木”和“玉膏”，乃是传说中黄帝轩辕氏享用的东西，据说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白玉则是玉膏的凝固状态，“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饷”，“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山海经•西山经》)。

(15)、汪琬《陶渊明像赞》：金行既衰，寄奴嗣起。蚁斗蝇营，公实憎耻。欲群鸟兽，无所栖止。桃华之源，特寓言尔。风生北窗，菊抽东篱。何以悦志，拊琴赋诗。遗诗百篇，澹漠冲夸。二苏之后，其孰能知之?

(16)、这是因为首句作“开岁倏五日”有着坚实的版本根据。“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日时”，自然另有其地方而不会就放在诗里面(请注意诗中也没有涉及“乡里”)。先前由大富豪石崇主持的金谷集诗，“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而我们看潘岳的《金谷集作诗》，这几项没有一项是写在诗中的；兰亭会也是如此，现存兰亭诗中没有一首提到作者的年龄。写诗就是写诗，哪里会在这里填写登记表。年纪乡里等等自应在另册中加以记录。金谷、兰亭以来的传统恰恰表明诗的开头一句当是“开岁倏五日”，而不会自说年纪；至于接下来说“吾生行归休”，也十分自然——“开岁倏五日”说日子过得很快，“吾生行归休”说人的一生过起来也很快，两句正是一脉相承。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慨。

(17)、陶诗语言具有很大的创造性，那是没有疑问的；但说陶诗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相对立，就须要商榷了。诚然，整个魏晋南北朝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但这段时期很长，其中也有曲折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年的确崇尚骈俪，堆砌词藻；但他们两人毕竟是陶渊明的后辈，创作活动主要在刘宋初年元嘉时期。陶渊明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东晋末年，入宋以后，他活得并不长久，其创作活动已是尾声了。显然，陶渊明诗歌的风格在晋代已经形成，他在创作上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和颜、谢相对立的。谭丕模先生引《诗品序》、《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诗风，原书也是指颜、谢以后的现象，与东晋末期无关。

(18)、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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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于这样一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特色，昭明太子萧统曾经有过一个一笔带过的总结，他在《陶渊明文集序》中写道：

(1)、这一首歌咏神话中的神树扶木。扶木一称扶桑，巨大无比，《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又《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又《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样看来，世界上有十个太阳，都是帝俊之妻羲和生的，它们轮流值日，不在岗的就到汤谷里沐浴(有“灵人”为之服务)，到扶木上休息，“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交接有序。洗过澡又休息过的太阳一旦上班，就精神抖擞，照亮了整个世界。

(2)、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3)、这是汉、魏易代时的故事，现在是晋、宋易代了，情形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仍然采用禅让的模式，不同的是司马德文的结局与刘协天差地远。陶渊明冷冷地作一今昔对比说，刘协虽因明智引退而得以善终，但名声还不够大，其言外之意大约是说，只有像当下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这样，虽已引退而仍然被毒死，才更为有名，才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4)、该书对这个问题通过引证西方人的论述，做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说。一部真正富于原创性的作品，如果它挫败或斥责了读者的期待并向他们的审美感觉提出挑战，该作品的价值就可能需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承认和欣赏。因此也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该作品的真正价值将长期得不到承认，直到“文学的进化”终于以新形式的现实化而进入视野，这才会破天荒第一次使人能够发现那被误解了的旧形式的途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接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此，张隆溪认为陶渊明诗歌的价值在传统批评中的戏剧性变化很有意义，其关键在于，它不仅仅因为让我们知道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的反复无常，同时也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当陶渊明的诗歌终于被视为经典时)：在中国诗歌的读解中，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被接受为具有最高价值的和最有意义的，什么样的风格特征成了人们熟悉的期待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陶渊明的诗歌实际上在当时以其质朴平易的语言向读者也向批评家提出了难题，因为它的质朴平易所造成的透明很容易模糊它的价值和意义，人们也正因此而难以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不在当时人们的“期待视野”之中，当时人们的“期待视野”是精致的典饰和修辞的招摇，而陶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人的眼中，是如此的粗糙、缺乏色彩、缄默少语、质朴无华，以至他的同时代人中无一人将他视为诗人，更不会给他高度评价

(5)、陶渊明的这九首《拟古》诗大约写于晋宋易代之际，他看到有很多人负心变节，所以，期待一种真诚不变的情感。明人许学夷认为陶渊明与陆机的《拟古》诗名同而实异：许氏云：“士衡拟古皆各有所拟；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13)